扩大内需是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长期发展的战略举措。我国经济在压力下前行,但呈现出结构改善、新动能的态势。与此同时,供给旺盛与需求疲软的矛盾依然突出。要采取切实措施扩大内需,有效支持社会总需求。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经济政策,着眼未来加强具体政策协调”。实施促内需一揽子财政货币调节政策,是扩大有效需求、创新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克服政策传导中的问题和障碍,实现功能互补和协调发挥更大乘数效应,让更多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激发中小企业活力,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为扩大内需提供充足动力。摸清合作内在逻辑,进一步扩大内需,需要系统解决消费能力不足、投资回报预期不稳定、资金约束明显等结构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各有优势。但仅靠自身力量难以解决内需不足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政策面临预算约束,资金投入规模有限。但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支持还需进一步完善。情况有所好转,部分金融机构“不怕放贷、不愿放贷”。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克服单一政策的局限性,提高宏观调控的整体有效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合作源于目标相同、利益互补的两种内在逻辑,而不是简单的工具重叠。特别是金融领域贴息、担保、风险补偿等工具与公开市场操作、转贷等金融领域工具有机结合,撬动多种资金来源,将资金精准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财政政策引导公共资源流动,货币政策则通过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引导公共资源流动,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双方的协调配合将有效消除政策传导障碍,强化“政银企”合作机制,促进“1+1>2”效应。另一方面,从金融支持角度,通过贷款利率贴息、担保信用补充、风险补偿等方式提供金融支持和政策引导,可以提高投贷项目的风险回报率和可行性,提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激发投资活力。例如,贷款利率的提高可以显着降低居民的消费信贷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将潜在的消费者信心和投资需求转化为真实的金融行为。同时,政策引导和支持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满足市场融资需求,增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无法满足小型实体的政策目标。据测算,中央财政每补贴1亿元,新增创业担保贷款约50亿元,可帮助约1.75万人创业。这有望增加就业和居民收入,拉动内需,增加社会需求总量,带动经济持续增长。以促进消费和稳定投资为重点,统筹做好财政金融工作的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发挥“4-2-2-2-2”财政思路的作用和精准供给财政“活水”的作用,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刺激民间投资,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不断增强内需增长动力。当前,扩大内需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内生动力不足。居民消费积极性不高,居民消费率较低。 2024年日本家庭消费率为39.9%,仍落后发达国家10至30个百分点。释放人民消费潜力,要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眼供给和需求,大力提振消费者信心,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消费预期,提高需求供给适应性,更好促进消费。从需求端看,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预期,解决消费者不敢消费的问题。优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政府对住房部门的间接“转移支付”。可以直接降低消费者的信用成本,从而影响消费决策和时间分配,提高当前消费满意度,培育未来消费,挖掘潜在消费。从供给侧看,“再融资+税收贴息”等政策组合可以有效降低企业部门融资门槛和成本,分担信用风险,提高融资可得性,加大创新服务模式投入,改善消费体验,促进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总体而言,以增强需求和供给为重点的政策调整,能够促进“居民有消费意愿、有能力”与“市场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之间的良性循环,能够有效激活消费潜力。扩张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投资动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由于投资回报率低、长期资金筹集困难等现实限制,投资意愿较低。为此,要着力稳定投资需求,运用多种财政货币政策工具,制定扩大有效投资一揽子政策协调方案。除了“再融资+税收优惠”之外,从支持民间投资的角度来看,建立民间投资专项担保制度,有利于解决中小企业合格担保不足的问题,提高合格投资项目的信用。建立支持民间企业债务的风险分担机制,将通过引入政府信贷支持扩大民间企业债务的市场接受度,克服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这些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将为稳定投资提供支持和保障。期望,分担投资风险,创造新的投资需求,让更多的小微企业真正有投资的勇气和愿望。突出重点,提高政策有效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频共振、共同作用,畅通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政策有效性。实践中,要找准方向和着力点,确保政策落地见效,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内需动力。一是完善规范合作机制。明确参与部门的权限和责任,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快速发现和解决政策。执行难度大。我们制定具体的实施细节,并努力简化链接流程,使其高效、方便、简单。同时密切跟踪政策落实进展,加强全链条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高效。二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赋能工具,更好地识别和触及有真实但难以融资需求的实体,提高政策准确性和包容性。根据区域特点和企业类型,建立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探索创新,丰富政策工具,科学有序推进多样化举措。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快速调整政策力度和节奏。三是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围绕整个政策协调流程,运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高政策联动性、工作耦合性、信息共享、监测评估、风险防范。加强监督管理和绩效考核,强化相关机构问责,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季复兴)
(编辑:吴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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